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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德怀门”透视中国当代公共知识分子的“维权”路线图

  冼岩

  曾几何时,“公共知识分子”在中国成了一个光芒耀眼的指称。人们普遍认
为,公共知识分子是一些道德高尚、心系天下、没有个人私欲或私欲与公利天然
统一的圣人,是我们时代“最可爱的人”。之所以会形成如此印象,部份是由于
某些“公共知识分子”的刻意运作,部份也是因为在中国自我标榜为公共知识分
子的那些人,确实曾有过一些可以令人心生敬意的行为。

  公共知识分子之一王怡在《从民权到民主:自由主义的渐进思路──兼评冼
岩》一文中说:“去年以来一系列民间维权、网络维权和公开签名信运动中,涌
现的一大批学者作家律师”,“几乎都是持自由主义立场的公共知识分子”──
这话代表了部份事实,这也是“持自由主义立场的公共知识分子”能够在民间赢
得“高大形像”的重要原因。

  但是,如果细察“持自由主义立场的公共知识分子”的维权经历,从群体而
言,他们的维权活动实际上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为孙志刚、李思怡、孙大午这类
弱势群体维权;二是在刘涌案中为陈兴良、在“德怀门”中为朱苏力等强势精英
“维权”。前一类维权是他们大肆宣扬的,后一类却被特意低调处理。但是,只
有同时全面考察这两种“维权”,才能够读出中国“持自由主义立场的公共知识
分子”的“维权”路线图。

  从上述两类“维权”不难看出,中国许多“持自由主义立场的公共知识分子”
的维权活动具有两大特征:

  1,当政府与民间权益发生冲突时,他们为民间维权;当民间内部精英与大
众利益发生冲突时,他们为精英(尤其是为自己利益圈子内的精英)维权。因此,
按照“持自由主义立场的公共知识分子”的维权逻辑,中国社会可以分别为三大
阶层,即体制内政治精英、体制外精英(含“持自由主义立场的公共知识分子”)
以及大众;““持自由主义立场的公共知识分子”的维权,基本遵循“体制外精
英”高于“大众”、“大众”高于“体制内精英”的顺序,这也呼应了“大陆自
由主义主流”的“自由先于民主”的价值主张,堪称“知行合一”的典范。

  2,“持自由主义立场的公共知识分子”在第一类维权中,行为是理性的。
他们往往利用大众情绪、选择有广泛认同的典型案例,集中力量群体参与;利用
本身所掌握的资源优势,提出概念、发起活动,掌握运动的主导权和“命名权”。
行动的结果往往是不管维权效果如何,“持自由主义立场的公共知识分子”都能
因此积累丰厚的道义资源和公众影响力。

  在第二类维权中,“持自由主义立场的公共知识分子”的行为似乎是“反智”
的。他们不惜站在民众认同的对立面、不惜牺牲辛苦积累的道义资源,也要利用
从第一类维权中所积累的公众影响力,为特定的利益集团或个人“维权”。

  应该说,在这两类维权中,“持自由主义立场的公共知识分子”的成本收益
比截然不同。由于他们是知识精英,人们有理由怀疑:在第二类维权表面的非理
性背后,是否隐藏了一种更深沉的理性?或者说,只有第二类维权,才更原始地
坦露了某些“持自由主义立场的公共知识分子”的立场动机?显然,如果要判断
一个人的立场动机,不能光听他自己怎么说,而要看他实际上怎么做;不能只看
他因为什么而获得,更要看他为了什么在付出。

  第二类维权印证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研究”课题组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中得出的结论:阶层的重组、聚类、定型,是当
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中的明显趋势──作为一个整体,体制外精英虽已形成一些
共同利益和基本共识,但还未能整合成一个坚固整体;即已经聚类,尚未定型,
而是型构出多个利益共同体。不但知识精英与其它体制外精英存在着未能充份调
和的利益冲突,知识精英内部也存在严重的利益分歧,因此才会有部份“公共知
识分子”提出“打倒经济人治国,应该由法律人治国”的主张,甚至在《南方周
末》提倡什么“政法系”;即使在“持自由主义立场的公共知识分子”内部,也
有秦晖、杨支柱这种远离既得利益群体的“异类”。所以,在上述两类维权中,
“持自由主义立场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出场名单并不完全相同。

  虽然情况永远都有例外,但是按照群体整合利益已是大势所趋。随着社会转
型和利益分化的深入,不但公共知识分子会越来越象一个完整的利益共同体,知
识精英与其它精英也会完成利益调和、划出共同认可的利益边界和利益结合点。
童天一说“公共知识分子,就是拥有或占有公共资源的知识分子”,这话庶几近
之,但还不够准确。所谓公共知识分子,其安身立命之处在其公众影响力。从上
述两类维权中人们不难看出一种以“公众影响力”为核心的“尺蠖效应”:某些
“持自由主义立场的公共知识分子”利用反对“体制内政治精英”而获得对于
“大众”的影响力,然后再将这种影响力运用于误导“大众”、维护“体制外精
英”的权益──这也正是“持自由主义立场的公共知识分子”主张和推动的“自
由先于民主”的社会转型所预期必然会发生的利益分配的变化轨迹。

  这也解答了某些人的一种疑惑:既然许多“大陆自由主义的主流”是把自己
置身其中的“体制外精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他们为什么还能够赢得民众的普
遍认同和拥戴?──关键在于第三者“体制内政治精英”的存在。

  在将中国社会分别为体制内政治精英、体制外精英(含公共知识分子)和大
众三大群体的分析框架中,社会资源也被分为三份,分别由三大阶层持有。在现
行的权力和利益分配格局下,公共知识分子无法直接从大众身上攫取利益,因此,
公共知识分子与大众的冲突只是当前者在保守既得利益或代言其它体制外精英利
益时才会发生。“持自由主义立场的公共知识分子”拥有减少这种冲突对于”公
众影响力“的损害的秘方,因此,它能够成为当今意识形态的主流、能够主导民
间话语。它的方法是,指着第三者“体制内政治精英”对“大众”许诺:这才是
造成你们今日利益损失的根由,我们将带领你们消除这一根由,把被剥夺的权益
夺回来、还给你们──于是,体制内政治精英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和大众共同的斗
争目标以及夺取利益时首先要攻击的对象;在共同的目标面前,公共知识分子和
大众之间的利益分歧暂时被有意淡化,前者成了后者的精神寄托。

  质问这种精神寄托是否明智毫无意义,因为大众舍此以外已别无希望、别无
选择。公共知识分子也是一个特殊的利益群体,而不是什么超然的公共利益“代
表”,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从这一角度看“持自由主义立场的公共知识分子”所
提出的三个渐进努力方向即“捍卫公民个人权利、推进司法独立、拓展新闻与言
论自由”,除其中第一项与大众利益直接相关外,第三项其实是要拓展公共知识
分子的话语权,第二项是为了便于“法律人”独掌司法、为后一步的“法律人治
国”作好铺垫。在经历了刘涌案、“德怀门”等波折后,相信在“法律人”圈子
之外,对于“司法独立”的迷信和头脑发热应该已经有所冷却。

  在体制外精英和大众联手战胜体制内精英后,且不说公共知识分子有没有主
导体制外精英的能力,就连公共知识分子自己还会否象今天所许诺的那样支持大
众分割本来由体制内精英所掌控的资源,也应该打个大大的问号。由于体制外精
英和大众的眼光都在盯着体制内精英这一块,判断公共知识分子在事成后会怎么
做,不应该依据他们自己在今天是怎么说,而应该看他们在今天是怎么做。当现
有的体制内精英被屏除出局后,剩下来的就只有体制外精英和大众两方了。从刘
涌案、“德怀门”等事件上许多公共知识分子所表现出的立场、态度,不难想像
他们到时候会怎么做。如果在相互依赖的今天一些“公共知识分子”都可以毫不
犹豫地偏向既得利益精英、置大众利益和普遍正义于不顾,那么又有什么理由可
以让人们期待,在利益相互冲突的明天“公共知识分子”反而会背弃自己的精英
立场、反过来维护大众利益和社会正义?

  许多“持自由主义立场的公共知识分子”在面对大众言说时,因为担心“公
众影响力”受损,所以有意含混了以下问题:

  1,现在体制内政治精英所实际掌控的权益资源还剩多少,够不够体制外精
英和大众分配?

  2,公共知识分子的反体制动员,究竟是为了大众,还是为了作为一个特殊
利益群体的自己?如果他们也有后一种考虑,那么他们是想取体制内精英代之
(当然肯定也会有所改造),还是只想扩大自己的权益份额?

  3,如果在夺取体制内政治精英的资源后,发现资源不够分配,怎么办?

  4,如果事后体制外精英和大众在资源分配上发生冲突,公共知识分子将站
在哪一方?在这种彼此利益对立的冲突中,大众还可以期待公共知识分子会象在
孙志刚案中一样含情脉脉、而不是象在“德怀门”中一样蛮不讲理或砌词虚饰吗?

  5,在第4点所述的对抗中,胜负将由何种因素决定,大众权益有何保障?

  如果公共知识分子只是想取“体制”而代之,建立新的、由他们自己掌控的、
维持和扩张原体制外精英的既得利益的政治体制,与其他精英一起“主导”社会,
那么变革后大众的处境纵然能够有所改变,估计最终也改善有限;即使部份公共
知识分子在取代体制后突然良心发现脱胎换骨重新做圣人,改弦易辙、不惜损害
包括自我利益在内的精英利益也要首先保障大众利益,他们又怎么能够做到这一
点,其他精英又怎么会允许他们这么做?

  利益资源总是既定而有限的,无人损即无人得。即便是夺取了原来体制内精
英的资源,对于这“多出”的一块,也肯定早已是各有各的预期;而且可以肯定,
每一方的预期都远大于现实可能。因此,怎么分配就成了关键。如果按“持自由
主义立场的公共知识分子”历来动员民众时所使用的说法,将来的利益分配应该
根据“多数决定”的政治民主化程序来安排;但这种安排不可能被哪怕是今天还
在体制外的既得利益精英所接受。因此,“大陆自由主义的主流”又提出“自由
先于民主”、“把自由放在民主之上,不再将整全性社会民主变革视为当下紧张
的现实政治目标”、“对于自由的事业而言,至少有十个以上的其他政治衡量标
准,都远比全民直选更重要”等等说法和主张。现在,“持自由主义立场的公共
知识分子”固然还可以根据不同需要拿出不同说法,在“政治民主化”和“自由
先于民主”之间左右逢源;但是事到临头,他们最终只能选择一种立场。至于他
们究竟是在现在先以“自由先于民主”敷衍体制外精英,以利于将来奉行民主;
还是在现在先以“政治民主化”为旗帜调动民意,以利于将来“自由先行”,这
从“公共知识分子”自身的利益立场以及自由主义理论的个人主义理性归属上,
人们不难猜出答案。这里所谓“自由先行”的“自由”,当然主要是指象“言论
自由”即意味着公共知识分子将部份还收缩在体制内的言论权夺取过来、使自己
能够完全掌控言论的“自由”之类的东西。

  由此可见,在迄今为止的历史进程中,大众永远是精英群体利益争夺的工具;
即使是以大众为主体的政治运动,其主要成果也无非是既得利益者由这个精英群
体置换成了另一个精英群体。在此过程中,民众的处境或许稍有改善,但切记不
要期望过高。天上掉馅饼,地上有陷阱,利益资源总是固定而有限的,怎么可能
突然做到皆大欢喜?除非是取消社会所有的经济和政治组织结构、消灭精英、人
人平等,但是,毛时代的实验,已经昭示了此路不通。

  既然改善有限、大体处境还会差不多,种种许诺其实只是调动人心的空头支
票,那么被调动的大众就要抵挡住空头支票的诱惑,老老实实的算一算参入运动
的投入产出帐。这种帐,公共知识分子可能早已算好了;但是被鼓动者的得失,
与鼓动者可能大不一样。

  对于被鼓动的大众来说,由于运动在取代旧体制的同时也掌控了旧体制的资
源,新精英们(主要即原体制外精英)的心思,主要聚焦在这一块;因此只要不
发生特殊情况,新精英们的算盘一般还不会直接打到大众头上。纵然不能分一杯
羹,大众们的处境也不会有大的恶化,运气好的话兴许还能有所改善。而且,社
会转型也是一个阶层流动的过程,积极参与者可能获得更多的提升机会。既然大
家都已对现状不满,为什么不响应公共知识分子的号召呢?这是“持自由主义立
场的公共知识分子”的主张能够获得广泛响应,并成为民间意识形态主流的心理
根源。

  但是,大众还需要关注另一方面的情况,即运动会不会造成大幅震荡、会不
会损害社会分工与合作的正常体系,会不会使社会财富的蛋糕急剧缩小?如果蛋
糕缩小了,即使大众所占份额不变,实际所得也会减少。如果发生大的震荡,以
中国现状论,大众处境的恶化可能就是灾难性的。因此,社会转型对于大众而言
并非没有风险;是得是失,取决于是否会引发大的社会震荡。

  但是,对于鼓动运动的公共知识分子来说,不管是否发生大幅震荡,他们都
将得大于失,只不过得多得少而已。在体制外精英中,公共知识分子是利益获得
相对较少的群体;迄今为止,他们所拥有的资源相当有限,远不能满足其对于
“权利”的需求。如果能够取“体制”而代之、建立一种倾斜于自己的新体制,
纵然全社会的蛋糕急剧缩小,他们自己从旧体制身上的获得也已经远胜于今。因
此,可能会有四种“持自由主义立场的公共知识分子”急于变革,不惜走向震荡,
“宁愿无政府也不要专制”。它们分别是主观上想要民主、自以为能够在民主化
过程中主导形势变化的理想主义者,即使知道自己一方有可能主导不了局势、哪
怕可能导致“更坏”结局也不愿变通“原则”的教条主义者,在“体制外精英”
阶层内处于边缘的现阶段既得利益较少者和哪管它身后洪水滔天的绝对自利主义
者。

  也可能会有两种“持自由主义立场的公共知识分子”倾向于“在无政府状态
和专制制度之间,泪流满面的选择后者”。它们分别是现阶段既得利益的较多拥
有者和“整全性”社会责任心尚存者。无疑,持渐进态度的自由主义仍然是当今
“大陆自由主义的主流”,但其中有些人今天所表现的态度并非真实,而是由于
“极权政治现实的语境限制”所致;换言之,他们的真实主张其实是倾向激进。

  某些“持自由主义立场的公共知识分子”内心还有多少花花肠子,人们不得
而知,也没必要做到纤毫皆见,这里只作简单的利益分析。从这种分析可以看出,
没有谁是圣人。所谓“公共知识分子”,在保守既得利益方面与政治权贵并无不
同;不同的只是,前者的既得利益较少,因此在保守既得之外更倾向于攫取新的
利益。这可能是“公共知识分子”大都热衷于“政治改革”的重要原因,如果不
是主要原因的话。

  因此,最重要的是,每个人都应该把握好自己,不要相信什么神话或救世主;
从现实可能性出发来考虑自己的利弊得失。 

(XYS20040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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